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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响纯洁汉语保卫战

??日期:2006-5-30

上海打响纯洁汉语保卫战

上海语言文字网讯

  语言是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标志,是民族文化的鲜明标识。而见怪不怪的庸俗化,日益盛行的滥译,网络语言的失控,都对汉语的纯洁性造成了严峻的挑战。不采取刻不容缓的保卫措施,汉语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将受到严重侵蚀。但上海打响的纯洁汉语保卫战,构筑的只是局部防线,而统一的全国战线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汉语三大乱象

  上海一位初二学生认为老师把成语“无与伦比”的“伦”字写错了,老师让他写一个正确的,这位学生写的是带“车”字旁的“轮”字。老师再问全班同学:“是我写的对,还是他写的对?”这位老师怎么也没有想到,全班同学几乎一致认为老师写错了。

  如果说这位教师开始还笃信自己没写错的话,无情现实不由得让他怀疑起自己来。他拿起字典一翻,“没错呀,是这个‘伦’字呀!”一位学生首先发出疑问:“会不会字典里错了?”其它的学生也纷纷交头接耳:“电视上一晚要播出好几遍的,都有‘车’字旁的。”“报纸上的广告也有的。”“福州路、外滩地下人行街道牌子上也有的。”

  相对有限数量的广告牌对汉语的亵渎来说,失控的网络语言简直是无孔不入。从某报刊登的一篇小学生作文中,你就会知道自己在网语面前简直就是“新文盲”了:“昨晚,我的JJ(姐姐)带着她的青蛙BF(男朋友)到我家来吃饭,饭桌上,JJ的BF一个劲地对我妈妈PMP(拍马屁),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PLMM(漂亮美眉),7456(气死我了)……”

  一般的人如此,就连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编辑也时常对网语一头雾水。编辑老连由于想买房,便决定上楼盘论坛上探探虚实,但一登录上去就傻了眼。“这‘野猪’是什么意思?”比他网龄长一些的“LP”(老婆)给他翻译:“就是业主”;“那这个‘8错8错’呢?”“就是‘不错不错’”。老连对自己以文字为生的人竟然看不懂中国字,感到莫名的沮丧。“那我要不说‘野猪’就说‘业主’呢?”老连继续向“LP”请教,“也行!不过大虾(DX)心里肯定想来了一只菜鸟。大虾就会说‘偶奏酱紫FB了一回’。‘偶’是‘我’;‘奏’是‘就’;‘酱紫’是‘这样子’;‘FB’是‘腐败’。”

  这种有谐音、有连读还有汉语拼音缩写的网络语言,中国人听起来似乎像外语,外国人听起来感觉如汉语。其实,老连遇到的问题还是一般的问题,因为难倒他的还属于网络语言中的“普通话”。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论坛上,仅仅会“普通话”是不够的。比如说,登录某个爱猫者的网站,“NN”是说“尿尿”,“可耐的大‘PP’”则是在夸某只猫“可爱的大屁屁”。

  为了让更多的人不被网络语言的天书难倒,一部被称为“金山鸟语通”的网络语言专用词典悄然诞生,现正在各网站上广为流传。这部词典收集了近千个网络聊天专用语汇,并且在转贴中继续得到网友们的不断修正和补充。因此,为了与其它网友能够找到共同语言,不显得另类或老土,没有一定的网络语言功底的人,上网之前先拿“金山鸟语通”给自己充充电。

  除此之外,滥译也是形成汉语目前乱象的一大动力源。你知道“士多啤梨”夹心饼干就是“草莓”夹心饼干吗?如果将“strawberry”意译成“草莓”,大概没人不懂,为什么意译的好却还要音译呢?有人说,要“洋”一点呗,越让人听不懂和看不懂的,似乎品位越高。你不信,到服装商店里去瞧一瞧,中文印制商标的衣服没人要,中国裁缝做的服装一旦用外文商标,价格就会高几倍,顾客还是乐于掏钱。图个啥,图个“洋”味呗!

  有一种火腿肠,叫“得利斯”;有一种营养药,叫“圣福”;有一种自行车,叫“西格玛”;有一种饼干,叫“克力架”……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新登记注册的商标,近年来大约有30%采用了洋名。取了洋名的中国产品,不要说中国人不懂,就是外国人也莫名其妙。

  根在职业操守

  “无与轮比”的故事,已经充分说明不规范限制这种亚文化的泛滥,总会有一天连我们的孩子也分不清什么才是纯正的汉语。而要规范,找出根源所在,才是治本之策。

  “无与轮比”荒谬性的出现,大背景是胡乱套用成语被广告人当作了时髦。一家生产硅油类化妆品的公司征集广告语,荣获一等奖的作品竟然是“千‘肤’所指,言‘硅’于好”。一句广告语里就肆意扭曲、篡改了两个成语,不能不令汉语学家感到心寒!着名广告人冯越先生认为,乱套成语是广告人偷懒行为的表现。作为一个企业,竟把别字连篇的东西作为一等奖的广告语,无疑是在纵容偷懒行为。

  同样由于缺乏职业操守的缘故,我国大量的广告用语肆意去影响没有判断力的孩子,通过一些颇具挑逗性的用词,希冀儿童左右父母的购买意向,这在国外几乎是根本看不到的奇特现象。比如说,“甜甜的,酸酸的,妈妈,我要喝……”“今天你喝了没有……”“聪明的孩子要用……”“今天的孩子要用……”“健康的孩子要用……”此外,儿童问题专家和家长们担心较多的是不少产品宣称自己的品牌是王、霸王、超霸王,在广告中又把商品定位为宫廷、贵族、名流等所用,这些无疑都在挑逗儿童要成为人上人。这种主导性的定位方式,对本来在家庭中就有“小太阳”、“小皇帝”意识的独生子女来说,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固了他们的“霸王”心态。

  广告人随心所欲地曲解糟蹋含义深刻的成语,还可以简单理解为攫取利润的极度冲动使然。但一些文字工作者和媒体也恣意践踏汉语,实在让人心痛。

  几位不满10岁的小学生跟着父母去看北京国安队的足球比赛,回来后常挂在嘴边的字眼便是“傻×”,令他们的老师和父母都十分恼火。其中的一位学生却振振有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用这两个字结尾的!”

  我国四大古典名着之一的《水浒传》,书名竟被出版商篡改成《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后出版,出版商同时印刷的广告上还这般描述:“本书阐释了男女之间的微妙感情,反映了在战争环境下人性的真情挚爱。”要是施耐庵老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不知对此该作何反应?

  当面对《丰乳肥臀》这样的书名时,你不禁会问:中国浩瀚的语言文库里,难道就真的找不出更准确的语言来体现作家本人的创作意图吗?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其实仅仅是一部针对乳腺癌病人心理治疗的小说,原本的书名根本不是《拯救乳房》这样令人瞠目的。

  买庸俗的书,是花钱买污染。但大众传媒上被污染了的语言,却霸道地不请就来。也许你不信,《快刀店节前被“反斩”》是某地一张报纸的标题,它把斩客黑店受到物价部门的查处说成被“反斩”。稍想一下,这岂不是在说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是“黑吃黑”?上海某报宣传科技为郊区实施产业化项目这一好事,竟也标上了《科技为沪郊经济注入“兴奋剂”》。

  大笔一挥尚能如此,粗制滥译就更不屑说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法国人皮埃尔·贝托米厄所着《电影音乐赏析》,既是规模不小的“电影丛书”,也算得上在中国是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然而,这部书竟然把着名诗人但丁译成了当特。当然,但丁不是在电影、音乐圈里混的,译错可能还属于偶尔为之。但是,威尔第被译为维迪,马勒被译成麦勒,埃尔加成了艾尔格,勋伯格成了旬伯格,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成了林姆斯基·高沙可夫……

  据了解,与巴金等大家过去那种对译作慎之又慎的严谨完全不同,现在翻译外国作品的很多人根本没有相应的积累,而像点着金山词霸搞翻译的农民。在这些人混得了学位和职称的同时,还赚到了不少的小钱,但“金山译霸”却贻害了很多人。虽然翻译的稿费一般千字只有五六十元,这样的报酬似乎只能培养出“翻译钟点工”和“金山译霸”,但问题是很多翻译家一流的译作也是这样水平的报酬,比如《1963年的格林威治村》翻译稿酬仅千字50元。

  根治需要社会协同

  有的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到大众传媒不良语言的侵害,规定孩子不许看电视、听收音机、读报纸和看杂志。但即便如此,孩子仍难逃侵扰,因为大街上那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商业广告,令你无处可逃。一家门朝南开的餐馆取名叫“南霸天”;一家超市取名叫“剥削中心”;一家三黄鸡店的广告是“美好人生,‘鸡’不可失”……

  《广告法》对广告的真实性、可靠性都作了相关的规定,但唯独没有对广告的语言规范提出相应的要求。商品的正宗与传统可以得到保护,祖国语言的正宗和纯洁性却没人来保护,这一缺口正在被局部补上。从2006年3月1日开始生效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也就是说,如果在上海的政府文件、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出现诸如“美眉”、“恐龙”、“PK”、“粉丝”等网络语言,将被判定为违法行为。

  上海立法限制亚文化语言的“泛滥”,绝不止停留在文字层面。根据规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的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和信息产业等行政管理部门,则负责对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以及中文信息技术产品中的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上海各级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还建立起监测工作网络,对各类媒体、公共场所用语、用字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向社会公示。由此可见,纯洁汉语的局部保卫战已在上海打响。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保护机构,分配有专人阅读刊物、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对各类媒体上出现的不规范语言现象进行监督和指正的法兰西学院,就是一个有名的语言保护机构。诚然,整顿大范围内的语言混乱现象,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要教育大众传媒的工作者们自觉遵守和支持。因此,上海希望建立的小生态值得肯定。然而,要纯洁汉语,绝非上海一个地区单兵突进就能实现的。

  在《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生效后,上海本地媒体确实对“PK”等用词小心谨慎起来。但是,办公地同样在上海却不归上海管辖的一家报纸仍旧将“PK”用在了标题中。即使上海本地媒体的部分广告中,“美眉”等词汇仍旧有点寥若晨星。

  其实,上海此番纯洁汉语的相关运动,算不上原创。早在2003年,北京市就已经出台并开始实施规范普通话的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市以汉语文出版的各类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和网络出版物、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报头(名)、刊名、封皮、内文、广告等应当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但由于没有全社会的整体协同,各地的类似规定大多不了了之。

  以北京地区为例,由于语言规范相关规定约束的只是纯粹的汉语,就给了一些部门有漏洞可钻。北京多处道路指示牌上的标识,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汉语。新东路的标识是“XindongRoad”,而朝阳北路则是“ChaoYangBeilu”;朝阳北路“辅路”还有完全两个不同标识:“fulu”和“serviceroad”。同样的问题还包括对立交桥的翻译,农展桥的标识是“nongzhanbridge”,但有英语常识的人都知道“bridge”应该是水上之桥的概念,而城市立交桥是“overpass”……

  《文艺争鸣》杂志社编审、《汉语的危机》一书编者朱竞认为,公共范围中出现的大量错别字,会对人们正确使用汉语产生不良的影响。朱竞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宁夏大学中文系几位特困生交上来的几份困难补助申请书上,有一位同学把“家庭”的“庭”字几处都少写了上面的一点;一位同学则将“药水”写成“约水”;一位学生在表述他父亲做生意亏了本时写出“生意发生了故障”。几年前,华中理工大学组织新入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参加语文水平测试,不仅总平均分只有63.9,而且有一半以上的考生写不出常用成语中的字,如“罄竹难书”的“罄”字,“越俎代庖”的“俎”字,“动辄得咎”的“咎”字……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美国学者亨廷顿描绘了一张世界文明谱系图,他对多数文明谱系与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但对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却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确性质了,以至亨廷顿竟然用了“?”来一言以蔽之。亨廷顿的判断未必正确,但“亨廷顿问号”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无中生有。显然,扞卫汉语的语言生态,已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情。如果不尽快将上海市的做法推广到更多的地区,总有一天连我们自己也对“亨廷顿问号”答不上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社会共同纯洁汉语的协同已经露出迹象。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文字应用管理处处长于虹说,像那种字母缩略形式的、数字谐音形式的网络语言,将不允许出现在高考作文里。高考作文检测的是学生与教材结合的语文应用能力,考的是书面语表达形式,应该遵循平面语体的规范。(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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